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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数据公开对我国的经验及启示
发布时间:2016-07-14 17:26:10 作者:SystemMaster 来源: 文字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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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美国政府数据公开:经验及启示

  随着民生保障、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等领域的政府数据向社会开放,我国新兴的公共数据资源市场正在快速形成。从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数据市场经验看,数据开放、政务公开和信息安全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矛盾关系,其中较为显著的问题就是“通道冲突”。通道冲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类是政务信息化、公私伙伴关系、信息公开政策三者间的不匹配关系,即政府通道和第三方通道在提供数据产品时的不匹配关系。另一类是数据资源开放和政府信息安全之间的冲突。为了更好地推动政府开放数据,鼓励社会力量充分开发政府数据资源,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政府数据开放的多通道管理经验,并在学习过程中优化自身发展思路。
 
  多通道管理便利用户
 
  20世纪末期,为了达成既定的电子报税覆盖率目标,美国国内税务局(又名美国国内收入署、美国联邦税务局,以下简称“美国国税局”)意识到与重要的电子报税提供者的关系需要改变。传统上,美国国税局承担了电子报税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角色,而私人部门成为经销商并接受其监管,而这种传统的供应商—分销商关系模式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根据美国联邦政府有关发展战略和实际情况的要求,美国国税局决定侧重于发展间接通道的电子报税交易。其主要做法包括:一是为主要供应商分配账户管理人员;二是为分销商创造激励计划,以提高现存的电子报税组织的业务质量和覆盖比例;三是识别每年交易中的示范电子报税组织;四是简化应用程序以增加电子报税组织的数量;五是同电子报税组织共享营销材料并且允许它们使用美国国税局电子报税的品牌以在当地推广等。
 
  为了提高对相关法案的关注度,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和分销商的非正式讨论,美国国税局还在私人部门的帮助下解决了一些电子报税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自从美国国税局开展多通道管理项目以来,不论是其自身直接提供还是私营部门所间接提供的服务,用户数量都呈现出增长趋势,电子报税的交易额持续增长。
 
  公私合作增加数据附加值
 
  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案例提供了数据开放的另一种发展思路。该局是美国最大的信息收集方,人口普查数据产品的第三方通道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政府印刷局这一政府信息通道之外,美国人口调查局也与非营利部门展开数据开放合作。
 
  美国人口调查局设立了国家数据中心项目,通过有关机构收集、提供当地人口普查信息。同时提供文件、培训,协助各个国家数据中心,为当地社区提供产品并帮助使用。此外,该局还与非营利组织合作,为部分社区提供通过传统通道难以获得的信息产品。在继续发展第三方通道的基础上,该局也直接提供更多信息产品。公众可以从该局官方网站上免费下载人口普查数据,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结果在汇编一年半后也可以免费下载。
 
  由于美国人口调查局所有的数据产品都属于公共领域,美国也缺少相关规定对转售或分配人口普查数据的各方进行约束,任何人都可以重新包装贩卖数据。这就为市场研究机构提供了新的商机。美国每次人口普查,都有新的增值经销商出现来满足企业需求,以多种方式增加人口普查数据的附加值。
 
  以不同制度模式满足不同需求
 
  对于政府而言,电子政府和政府开放数据都是为了提供充分的数据产品和信息服务。在美国国税局案例中,该机构承担了两种角色。第一,作为电子报税服务的提供者,帮助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并承担连带责任;第二,作为第三方通道搭建的特许方,通过产品和服务规范标准的制定,建立遍布全国的营销窗口、表格或电子终端。而在美国人口调查局的项目中,该局则属于服务价值链中的一部分,它与非营利部门、其他政府组织、企业构建了扁平化的合作关系,其合作的基础是该局通过调查收集所形成的数据集和相关分析结果,不同合作方可以利用这些信息产品创新性地捆绑其他产品,或提供增值服务。
 
  这两个案例的本质差异来源于所属政府部门和合作方的权力影响关系。如美国国税局与各州政府进行合作时,可以零利润支持特定细分市场(如低收入或年长的报税人)的电子报税。又如,美国国税局与私营部门实现的伙伴关系,以提供特定产品或服务作为合作依据,双方采用类似合同的协定来规避合作风险。私营部门合作者通过订立协议来获得优惠待遇,以此实现双方的价值交换。而美国人口调查局则不与私营部门经销商确立正式的伙伴关系,而使用传统的谅解备忘录方式,概述角色、责任、协定方、条件等。
 
  美国国税局平衡政府通道和第三方通道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这也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通过使用核心产品和订立合同这两个杠杆,得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欺诈等问题的出现。而美国人口调查局则引入了更为鲜明的市场化运行机制,第三方通道的合作者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方式知情和咨询,通过权利共享的方式控制安全隐患。
 
  此外,上述两个机构还注意通过运用行政权力、签订合同或备忘录等方式,来作为政府部门间合作以及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的依据,为数据公开提供了制度保障。